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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密碼——趙國屏和俞自由的故事

時間:2019-06-25 12:16來源:上海紀實 作者:孫小琪 點擊:
四十年甘苦與共,三十載相濡以沫。俞自由患病后,趙國屏曾撰寫對聯“自強不息報國真情 由緣相愛同屏風雨”,描畫他們共同的人生足跡。

 


 

       趙國屏的辦公室,在楓林路一幢高樓高層的末端,視野十分開闊。站在窗前,上海西區的繁盛盡收眼底,他和俞自由自幼走過的足跡,也還在那里。

 

      “研究世界上生物共同的運動規律,就是生命科學。”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態研究所研究員趙國屏這樣說。這或許是最簡單最直白的對生命科學的解釋。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態研究所研究員趙國屏
 

      自然界中歸為“生物”的植物、動物、微生物,都離不開在由生物大分子構成的細胞中生長、發育、繁殖等運動的能力。早期西方將與自然(包括生物體)相關的研究通稱為“博物學”。隨著對植物、動物乃至微生物的觀測和描述漸漸延伸,伴隨著對遺傳規律的認識、對生物進化概念的提出,加上進入二十世紀后,人類對細胞的生物學功能認識的加深,包括多學科多領域的“生命科學”已經開始形成。出生于1948年的趙國屏,對于這個誘惑了他一輩子的王國,是從家里閣樓上的一期發表與上世紀60年代初的《科學畫報》開始的。當時,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已問世百年。

 

由興趣而來的志向

 

       少年趙國屏是興致勃勃的,喜歡收音機里播放的評彈、京戲、文臣武將、才子佳人;學過鋼琴、畫畫,甚至在少年宮學皮影戲,曾經為尼泊爾國王演出;看了《少年文藝》就模仿著寫小說,忐忑著投進郵筒,然后沒有回音;家里養的雞、兔子,每天追著仔細觀察,為了解它們而找書來看;小時候缺鈣,“三年自然災害”沒有牛奶,媽媽和人家合伙養羊,給趙國屏喝羊奶補鈣,羊奶和牛奶比哪個更好?為什么城里人不喂牛,要喂羊?他總琢磨;為了想在最差的體育項目上有所顯示,學過收發電報(當時,也算是一項體育運動);學過氣象,看天看云聽風;做飛機模型、裝礦石收音機……興趣來得快去得也快,每一樣都淺嘗輒止。爸爸媽媽和讀書成績優秀的哥哥姐姐們都憂心:小弟啊,沒有集中的目標,你會誤了人生。

 


1950年代初,趙國屏(前排左一)入學之前的全家福。前排右二為其父親趙祖康

 

       在花花草草里自由自在的少年,卻在某一瞬抓住了摯愛。1953年DNA雙螺旋結構發現的前后,人們借助功能愈益強大的電子顯微鏡,在細胞里看到無數“亞細胞”的微小結構,并發現了它們各自不同的功能,所有的信息都由DNA藏著,一點一滴釋放出來指導細胞這個大工廠的建設與工作。而病毒,這個放在試管里沒有生命的蛋白與核酸的結晶,一旦進入細胞里,它的DNA或RNA組成的基因組,就可以發揮信息指導作用,操縱細胞里蛋白質合成等機器按照病毒基因組的編碼信息,合成繁殖新的病毒,上演了生命的活劇……生命是多么神奇啊!一旦掌握生命密碼,人可以大有作為!這篇刊發在畫報上的科普文章,讓學習成績不錯的趙國屏內心激動萬分,立下志向,長大要考北大生物系,做生物學家。上初中時,正興起支援新疆的熱潮,同學中有畢業了是去新疆還是考大學的爭論。趙國屏說,我要考大學,做科學家。這是他那時關于研究生命科學還是直接參加建設農村的思考。

 


上海解放初期,趙祖康(右三)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務局局長,隨市長陳毅(右二)視察上海防汛工程

 

貧瘠中的科研

 

        在他進入高中一年后,“文革”開始。父親被批斗,社會一片混沌,夢想變得遙遠。趙國屏率先報名加入了上海一支激情昂揚的上山下鄉“衛焦”戰斗隊,1969年大雪紛飛的1月,到安徽蒙城的朱集生產隊,在那里度過了他生命中留下深刻印痕的10年。

 

1969年1月9日晚,上海“衛焦戰斗隊”的伙伴們從上海坐火車赴安徽落戶務農。居中者為趙國屏。此照當年陳列在上海某照相館櫥窗,趙祖康發現后說這是我兒子,照相館便將照片給了他

 

       “我們年輕時受到的教育,學校、家庭、社會基本上是一致的”,趙國屏這樣解釋。這個“一致”,包括了愛祖國、愛人民、愛集體、愛科學、愛勞動的“五愛精神”;包括了“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世界是屬于你們的。中國的前途是屬于你們的。”這樣的時代使命感。這構成了他和他的知青插隊小組的基本價值觀,能夠抵御上海和朱集之間巨大的物質和精神差異。

 

        朱集是個窮得吃不飽飯的地方,一百二三十口人,因為歷史和宗族原因,分成好多派,互不信任。在當時“階級斗爭為綱”的大環境下,生存問題很嚴峻。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村里的生產搞上去,這是大家在當時大環境下,來之不易的共識。知青來了先把賬目管起來,公開公平公正,大家都服氣。女知青羅蕓每天早晨挨家挨戶收糞,她的秤最公平,誰都信任。知青小組漸漸有了話語權。

 

       開春,趙國屏便開始了他的雜交玉米制種實驗。拿一根草繩,在地里量來量去,種子還沒下,地已踩結實了。村里人笑:“小趙,這就是你的科學種田啊?”這樣的尷尬,的確讓趙國屏懂得了什么叫“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理,并且實實在在應用在如何把農業科學知識,與當地農人的經驗結合起來的實踐中去。

 

       在這個過程中,朱集漸漸成了他們可以自由施展建設新農村的試驗田。筑壩蓄水建灌溉系統,引進產業辦工廠積累資金,劃出良田建農科隊育種,榨油推豆腐養豬搞副業……兩三年后,在芡河畔那一片貧瘠的砂礓土上,朱集大隊越過了傳統的“圓蹄子牲口”富裕隊的階段,逐步邁上了農業機械化的新高度。

 


1969年開春時節,趙國屏借了一輛自行車準備“出差”。身后為生產隊“牛屋”,男知青們的臨時住處即其邊上的生產隊倉庫

 

       生活一點一點改善,收入一點一點多起來,“我們后來日子很好過了,年終可以分現金,那地方什么時候有過!”當年和趙國屏一起堅持在農村,并當了大隊會計的上海知青強漢順說。

 

 

團小組長俞自由

 

        下去時朱集小組總共8人,大都從不相識。除了5個十幾歲的初中生,包括趙國屏在內的三個高中生都是團員,按照毛主席“支部建在連上”的思想,他們建立了團小組,由“出身好”的高中生俞自由擔任組長。

 

        1950年出生于上海的俞自由,父親是針織廠的普通職員。父親13歲從寧波到上海學生意,對新事物接受快。長女出生時,新中國成立不久,他便為女兒取名“自由”,這在當時也是很新潮的。俞自由5歲時,曾隨母親在父親老家寧波東吳鎮住過兩年。那時她看大伯總喜靠在門前竹躺椅上看書,便也學樣捧起書來。大伯憐愛地摸著她的頭,說從小喜歡讀書,好啊。順手把俞自由拿倒了的書正過來。鎮上的大廟小學,三個年級的同學在一個教室里,老師輪流教課,俞自由統統看在眼里,到7歲時回到上海,按她已有的文化知識,直接進了三年級。家里原是想,女孩子,識幾個字可以了。

 

        從俞自由能把書正著看開始,她便迷上了書,迷了一輩子。小學畢業后她考進上海第四女中,在那里讀完初中升入高中。她依然保持了好成績,但不怎么聽話,瘦小任性,一只發夾把劉海夾住,調皮如男孩。到了別人可以加入共青團的年紀,組織上安排一個積極要求進步的同學幫助她,于是她們成了好朋友。那位同學先天殘疾,聽到有人叫她駝背,俞自由會沖出去和人打架。護衛弱者的心理,俠義,是從書里來的,也是艱難的童年生活教她的。

 

       她那時最愛讀的,是早年曾投身抗日救亡運動的軍旅作家鄧普完成于1961年的長篇小說《軍隊的女兒》。書中女主人公劉海英,父親是犧牲于新中國誕生前夜的連隊指導員,臨行給妻子寫信:“……舊中國好像暴風雨中的破船,我們的孩子一定會生活在新的時代,拖拉機將要……”做中學教員的母親帶著3歲的海英住進監獄,監獄惡劣的生活環境使海英罹患疾病,瘦小羸弱。15歲時,為了當拖拉機手的偉大理想,瞞報年齡去了新疆軍墾農場……全書行文如優美的散文,不僅自然景物的細膩描寫飽含詩情畫意,隨處可見深情,但凡人物的行為和內心思維活動,無不透著單純清澈。或許那是一個時代的印跡,或許是作者追求的唯美,如不食人間煙火,卻深深打動了少年俞自由的心。其中,小海英在困境中從書本中吸取精神力量的細節,更強化了她自小的習慣,為她在現實生活之外一點點塑起另一個世界。

 

       生活是艱辛的,媽媽常要外出攬活掙錢,去里弄加工廠干活,替人洗衣,能覓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夏天背著大木箱批發棒冰叫賣,有次在鐵路邊摔了一跤,腿上留下一個大傷疤……

 

        媽媽要求俞自由必須帶好弟弟們,而這三個弟弟,何等的頑皮。媽媽的要求是剛性的,曾為女兒沉迷看書沒有管好弟弟而撕了她的書。俞自由想出辦法,精心用好媽媽偶爾給的幾分錢、三角包、鹽津棗、棒冰,弟弟們表現好或不好,會獲得相應的獎勵或懲罰。幾十年后,她在自己從事的金融保險專業中,還會想起當年自己那些管理經驗的雛形。

 

轉   折

 

        朱集小組在建設新農村中的突出成績,使他們成了遠近聞名的先進典型,下鄉第五年,俞自由擔任了蒙城縣委副書記。

 

       趙國屏帶著大家在隊里干,俞自由常去縣里爭取支援。下鄉第三年,23歲的俞自由當了大隊黨支部書記。年末,縣水利局局長說,我這里還有2萬元,看看還是你們能干事,拿去拉個電吧。拉電,就是給生產隊架電線桿,通電,2萬元是遠遠不夠的。為了“點燈不用油”的幸福生活,村民們熱情高漲,說我們自己干。俞自由和當時與她同樣瘦小的女知青胡蓉,帶領全體男勞力,拖著板車到380里外的阜陽,拉回了180根電線桿。浩浩蕩蕩,背著雜糧饃,不避風雨,光返程路上走了整整四天。俞自由說,那時的農民很講紀律,一吹哨子,原地休息,用小木棍支起板車。自己像是在指揮紅軍部隊。

 


1974年,朱集知識青年與農民們一起規劃農田基本建設。前排右三為俞自由,后排左二為趙國屏

 

       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奮斗,共同的愛好,使正當青春好年華的俞自由和趙國屏成為戀人。當時組織上不同意,說俞自由我們是要培養你的,怎么找了個出身不好的。俞自由的父母也不同意,覺得那是要“嫁到大人家”,女兒會不會受氣。興國路和高安路,他們兩家雖相距不遠,但按世俗的眼光,各方面都不在一個層次上。但他們相知相惜攜手走了一輩子,無論順境或逆境,富裕或貧窮,疾病或健康,始終以誠相待。他們的愛情,成就了知青伴侶中的一段佳話。

 

       下鄉時趙國屏從上海帶去很多書,包括兩厚本如辭海般的關于農業技術方面的農業叢書。后來又從被砸爛的公社中學圖書館撿回了一批。有次在縣城新華書店,他把俞自由給他理發的錢,買了一本《美國農業概況》。趙國屏感嘆,那時書店里的農業書,要比現在多得多。書本給了他知識和自信,他由此學會診治一些簡單常見病,學會看圖識天氣,學會優良品種和因地制宜對植物生長的至關重要。與當地農民多年一起胼手胝足獲得收獲的經歷,教會他要把理想變成現實,光有書本是不行的。很多年后,在美國完成博士論文,撰寫“致謝”篇時,他還鄭重地感謝朱集的全體農民給自己的教育。

 

       那時,朱集的插隊小組,夢想著把貧瘠的淮北改造成富裕的江南,把朱集的未來以《扎根農村宣言》為題,寫成一個版面的文章,登載在《文匯報》上。

 

        趙國屏的父親趙祖康先生,我國公路建設的泰斗,上海解放時當過七天代市長,為大都市的平穩交接作出過貢獻。書生報國,是他對子女的最大期許。只是一直以來,趙國屏屬“出身不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填表格時的“出身”一欄,總寫著“偽官吏”。

 

       1976年開春,周恩來總理去世,全民悲痛!始終在為人做事方面視周總理為人生楷模的趙國屏,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不久,他上任朱集大隊黨支部書記,對大隊做了整體規劃并開始實施。后來發生的情況,卻不允許他再干下去了。他被作為“突擊提干”而免職。已擔任縣委副書記的俞自由,被要求寫檢查,趙國屏幾次騎自行車,趕60里路到縣城,替性格倔強的女友起草“檢討書”。

 

      “走吧,你應該多學本領,去做我們農民不會做的事。”朱集生產隊隊長施良富對他說。當時,高考恢復,第一批知青已走了不少。趙國屏與這位一心想把生產隊搞好的隊長相知相惜,為共同的理想奮斗多年,感情深厚。隊長曾在大風雨來臨時,獨自奔向育種田而損失了自家自留田成熟的麥子,那是他一家全年的細糧;也曾在農忙時悄悄殺了自家的雞,給帶病下地多日的趙國屏補養。趙國屏由此而感受著共產黨人在極度貧困中的堅守和犧牲,善良和真誠。

 

三十歲開始的求學路

 

        1978年秋,30歲的趙國屏考上了復旦大學生物系。遲來的大學生活和對知識的渴求,使他刻苦異常。四年本科,他還擔任了班長和學校的學生干部,假期會去農村調研寫調研報告,也常就教學改革等發表意見,盡社會責任似乎成了習慣。畢業時,趙國屏已當選為復旦大學黨委委員,學校里希望他留校工作,業務和行政“雙肩挑”。但他還是選擇了專業深造,幼時要做科學家的理想變得執拗。

 

       他考上了中科院上海植生所的研究生,又經植生所推薦考上中美生物化學聯合招生項目,1983年去美國普渡大學留學。兩年后,為和丈夫團聚,經歷過政治風云大起大落的俞自由,辭去天長縣副縣長職務,也去了美國。

 

       普渡一位教授曾自詡,我們是即使招不到一流學生,但要培養出一流學生的大學。還在趙國屏蹣跚學步的年紀,我國著名核物理學家鄧稼先曾在此留學。趙國屏認為普渡的大學課程設計和研究生培養體系非常好,課時不多,但必須課后狠下功夫才能真正掌握,這對于開掘學生的思維和獨立科研潛質很有益處。逢考試,幾十個導師都可以出題,圖書館里經常能看見來自各國的累得打瞌睡的學生。

 

       趙國屏的導師是美國人,比他大了不過十來歲,常會從培養學生能力和將來發展的角度要求他。當趙國屏遇到問題時,可以向所有的導師求教,有些導師比他年紀還小。對知識和科學研究的敬畏,使趙國屏養成了不恥下問的習慣。他的導師也會指點他,這個問題哪位教授有研究,你可以去問他。有時甚至會說,哪位先生在什么地方思路有問題,這個地方你就不能聽他的。導師曾建議趙國屏選“生物化學過程中有機化學機理”,這門似乎與他眼前的博士論文研究不那么相關的課程,但是,“將來對你可能是有用的”,導師說。這門課,趙國屏讀得很辛苦,得了個B。但是,近二十年后,在聽取一位從事生物有機化學研究的年輕科學家的報告時,他真正領會了老師的苦心,心中充滿感激。

 

數學加英語一共1000分,就行了

 

       如俞自由之前的人生路,她的求學美國,頗有傳奇色彩。

 

        俞自由小學沒學過漢語拼音,中學學的是俄語,英語沒有基礎。到美國那天,趙國屏去接她,在汽車上試著問她英文字母表,她背到H就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了!要在美國生存下去,語言是第一關。俞自由以她慣有的刻苦精神,去教堂學,替人家帶孩子時,和小孩子一起看英文《芝麻街》。去餐館打工,她學到了更多的英語詞匯,卻也嘗到了受雇于人的酸甜苦辣,她曾說,“我去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不再洗盤子。”但是,跨過人生溝溝坎坎的俞自由,心里的標桿是要讀研究生。

 

         可是,她的英語水平能念什么呢?

 

        俞自由在天長縣當副縣長時,已經在復旦上學的趙國屏就把自己在大學學的微積分教材和習題都給了她,她每天晚上10點鐘以后開始做習題。因此,俞自由去美國之前,她的數學已達到了大學程度。由于數學是學經濟學的基礎,而學數學對于英語的要求又是相對較低的。所以,她從選修高等概率統計入手,再修一些經濟學的課,就比較容易,成績都是A。在這樣的基礎上,她想嘗試去申請入研究生院學習。她在國內沒有高等教育的學歷,但她有長期搞農業的特長,或許農業經濟系可以試試。

 

       她用自己不怎么樣的英語去找系主任談,不巧系主任出國去了,一個副系主任在代理,他對俞自由的獨立性和在中國有很多農業經驗非常感興趣。但是,如何能進研究生院,還要去找研究生院商量。碰巧,這個副系主任的太太就是研究生院的副院長,她了解了情況后,就提出了一個“修一門英語課,當一學期全職學生(修三門經濟學的課),考過GRE”這樣的方案。那么,怎么通過GRE呢?這位副院長說,就是數學考500分,英語也考500分。趙國屏說,我可以保證她數學一定不止考500分,但我也同樣保證她英語是一定考不到500分的。那位副院長想了想,說:那就數學加英語共1000分。結果,俞自由的數學考了滿分800分,英語考了最起碼分的200分。那位研究生院副院長得知消息,很簡單地說,你加起來考1000分就行了,我們說話是算數的。之后,俞自由花了一學期把那些課修掉,被研究生院錄取,開始在普渡大學農業經濟系攻讀碩士研究生。

 

比翼雙飛

 

       入門的傳奇性,并沒有絲毫減輕攻讀的壓力。普渡大學的農經系在全美排名第二,要求嚴,俞自由讀得非常辛苦。有次去考試,走著走著腿都軟了。結果是趙國屏扶著她,在教學大樓外的樓梯上歇了一會,不斷鼓勵她一定去考,要自信能夠完成一學期的學業。她后來說,這也真與“送郎上戰場”差不多了。

 

       俞自由剛進研究生院的時候還沒拿到資助,就得付學費。全額學費很貴,對他們夫婦有壓力。系里就給她出點子,說:你可以去修很多課,但是你先不要注冊,你先注冊個part-time,修一門課,就付一門的錢,其他的課先作為旁聽來修,但是,與開課的老師說好,你也參加考試,把分記著,等明年拿到了資助(一拿到資助,學費就全免了)你再把這些課注冊,但你不用再上課了,就用先前的考試分作為學分。這些都是學校從沒做過規定的。俞自由平時與師生交流甚廣,人緣好,系里教授和工作人員都愿意幫她想辦法。這樣不僅可省掉一學期的學費,而且,由于提前完成了修課任務,下半年就容易找到助研的工作(也就是拿到資助)。

 

         普渡大學農業經濟系的教學,除了數學之外,農經系碩士研究生只有一門專業必修課,即《經濟學史、研究方法和農業經濟政策》,幾乎囊括了經濟學特別是農業經濟的一切。從古希臘到經典時期(亞當·史密斯、李嘉圖,還有人口論馬爾薩斯)經濟學史開始,但不是“象牙塔”中的經濟學,要學習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包括當下美國經濟的現實問題。比如,美國一部分畜牧業是在草原上放牧的,而草原上有屬于保護動物的會啄食幼畜的鷹。于是,如何在保護畜牧業的同時,又不過度傷害到自然環境中的鷹,這個政策該怎么去制定,又該如何執行?當然,還包括科研的思路和方法,包括統計學方法,甚至要閱讀華生的《雙螺旋Double Helix》這本書。而整個的教學方式,經常就是挑選原文中的一個章節要你去讀,然后,讓學生按照當下的情況和觀點,寫出自己的體會。俞自由每個周末都要寫一篇英語的論文,趙國屏幫她克服英語困難,也由此而學到了很多經濟學的知識。

 

        盡管讀書幾乎占據了所有的時間,俞自由依然盡可能積極參與和組織留學生、華人華僑和社區的各種活動。

 

       在美國,趙國屏常去農莊和農民一起干活。有時是為了大考后的釋壓,有時是陪俞自由去做論文調研。對美國農村和那里人民生活的真實了解,拓寬了視野,和俞自由時時憶起的朱集農村,隔著太平洋,似乎近在眼前。

 

       1990年,趙國屏獲得普渡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1992年,妻子俞自由獲得普渡大學農業經濟博士學位。1992年,趙國屏和俞自由先后回到了祖國。

 


1993年夏,俞自由獲得普渡大學農經系博士學位,于1992年先行回國的趙國屏來普渡大學參加俞自由的畢業典禮并接她回國。圖為典禮后兩人在學校草坪上合影

 

生命科學家的啟程

 

        回到上海的趙國屏,先是在中科院與美國Promega合資的上海普羅麥克公司,當首任生產經理,從負責建立生產流程、質控質保體系到新產品研發和客戶答疑等與產品有關的一切工作,到最后兼管企業的成本核算;在兩年內將一個從零開始的企業,辦到了有內外銷產品、有市場運行、有正規財務管理,初步實現贏利的合資企業。

 

       1995年,應導師焦瑞身召喚,他回到上海植生所,接下以前導師的實驗室。報到時,他已46歲,顯然有點晚了。那時的實驗室條件差得難以想象,冬天太冷,夏天太熱,幾乎無法做實驗。食堂也糟糕,學生都在實驗室做飯吃。趙國屏開始改造微生物次生代謝調控研究開放實驗室。一年后,引進了一位美國回來的博士后任教授、實驗室副主任,拿到了三個大項目,情況就改變了。他的主要科研范圍,是微生物代謝和蛋白質工程研究。

 

 

趙國屏1992年回國后,先后從事生物技術產業發展、生命科學基礎研究和生命科學研究機構管理等工作。1998年起,參與中國人類基因組研究計劃,在上海浦東張江,參與建設管理了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生物芯片上海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上海生物信息技術研究中心等機構。圖為2017年,為紀念張江高科技園區建立25周年攝影

 

       上世紀末期,國際上基因組學來勢迅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科學家們,希望通過DNA測序的方法,繪制人類基因組圖譜,為研究疾病健康和基因遺傳的關系,找到攻克癌癥的途徑,探尋密鑰。由于當時從經濟到科學的種種原因,我國的基因組研究起步于水稻。伴隨中國改革開放后經濟的迅猛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健康和疾病領域提出很多新挑戰。應對挑戰,需要中國的人類基因組數據支撐相關的研究,這項工程又能利用中國豐富的遺傳基因資源,為人類的健康科學事業作出貢獻。隨著人們對于中國人基因組,對中國人健康與疾病研究的特殊而不可替代作用理解的加深,對于中國參與國際人類基因組研究,對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的長遠科學意義和人才隊伍建設意義認識的加深;同時,得益于中央“科教興國”大政方針的主導,科研經費大幅增加,科研條件大大改善的大局形勢,中國人類基因組研究計劃,終于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迅速啟動。一方面在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中,中國承擔下了完成人類基因組1%的序列測定和識別人類表達基因的1%的任務;另一方面,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和需求,安排了醫學基因組學、以人類健康為宗旨的功能基因組學,以及與基因組學相關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研究。這樣一種在“面向國際基因組學研究的科學前沿,面向我國生物醫藥發展的重大需求,積極參與人類基因組測序和基因識別的國際競爭與合作,展開有我國特色的醫學基因組學研究。”的科技目標指引下制定的發展規劃,保證了中國通過此后十年的努力,基本上實現了第一次“彎道超車”的目標,使中國基因組研究進入了與世界同行“并跑”的階段。

 

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

 

       1998年10月,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時任中科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的趙國屏出任理事,同時,協助李載平和裴鋼兩位院士,主持中國科學院的人類基因組重大項目。領導做人類基因組研究,對年屆50,專業為分子微生物學和蛋白質工程的趙國屏來說,是一個艱難的“大轉行”選擇,事業功敗垂成的風險,個人前途難測的挑戰。最終,他放下了個人的患得患失。“這項工作太重要了!當時中科院在這方面學科與人才的斷層都很嚴重,我只能用我的積累,邊干邊學,去開拓這個新領域。這是關乎中國生命科學發展和今后幾十年在國際生命科學領域地位的關鍵一搏!”

 

       基于他原有的科研積累,趙國屏在國內還積極倡導微生物基因組的工作。他領導的中科院人類基因組計劃,在中國第一次資助了對細菌的全基因組測序,使中國基因組測序能力從十萬堿基級上升到了百萬堿基級的水平。2002年,趙國屏擔任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完成了鉤端螺旋體基因測序和注釋,其論文被入選于《自然》雜志紀念DNA雙螺旋結構發表50周年的專刊中。

 

       2003年SARS肆虐,趙國屏一次次冒著危險只身到疫區,與當地的醫護、疾控和科研人員廣泛接觸,起草給中央SARS科技攻關領導小組的報告。要做好這些,除了中國生物科學家在危急時刻的責任和勇氣,與不同地區、不同行業、政府部門、不同實驗室的有效溝通和協調至關重要。趙國屏多年社會實踐鍛煉的能力幫助了他。由于他和他的團隊在2003年到2005年兩年里,對SARS的分子流行病學和SARS冠狀病毒分子進化,堅持不懈地進行研究所取得的成績,2006年度獲上海自然科學獎一等獎,趙國屏從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手中接過獎狀,代表所有獲獎者發言,衷心感謝黨和政府的支持,感謝與此成就相關的方方面面。

 


 
2003-2005年,趙國屏組織團隊,為闡明SARS分子流行病學和SARS冠狀病毒分子進化規律,開展一系列工作,取得重要成果,獲2006年度上海市自然科學一等獎。圖為2007年,趙國屏在頒獎大會上,代表全體獲獎者發言

 

        2005年,趙國屏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20年過去了,當基因組測序技術日益成為生命科學一種重要研究手段時,當基因組數據日益成為生命科學各種研究都必須獲取的基本信息和知識的來源時,中國及時地擁有了提供這種技術服務的能力與平臺,也有了提供這些信息和知識的基礎。因此,今天的中國科學家可以自豪地說,在基因組研究領域,我們與國際同行已經走在同一條水平線上了。這是趙國屏這一代生命科學家在20年前不曾辜負歷史的重托,勇敢并持之以恒地堅守使命所獲得的回報。

 

任職香港嶺南大學

 

        俞自由1993年回國后,先后擔任上海交通大學經濟管理與決策科學系副主任、主任,上海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等職,積極引入國外先進的教材與教學方法。她通過與保險公司和保險業務培訓機構的結合,建立保險培訓中心,率先將美國保險業先進經驗和LOMA壽險管理師考試引進中國,并在汪道涵同志和中國一批金融界前輩的支持下,創立中國保險與社會保障論壇。

 

       1998年,俞自由受聘香港嶺南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嶺南大學重視她在內地豐富的社會實踐和美國普渡農經系博士研究生的教育背景,俞自由參與創建了嶺南大學財務及保險系,致力于金融投資風險分析和保險市場的教學與研究。當時,中國改革開放態勢如火如荼,金融和保險市場及風險投資正面對著巨大市場,俞自由的科研和教學,重視與國內金融保險和風險管理實踐的緊密聯系,得到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福特基金在內的多項研究資助。她也善于將國際和香港的資源,與上海地區大學的研究生培養相結合,讓學生了解保險研究的最前沿。她指導和培養的一批金融保險專業的碩士與博士研究生中,許多人已成為政府部門、教育機構及各類金融保險機構的管理和研究崗位上的領導和骨干。

 


俞自由學成回國后在上海和香港的多所大學任教,講授數理經濟學以及風險管理和保險學。圖為2006年,嶺南大學畢業典禮上,保險專業畢業生向俞自由贈禮:“誨人不倦”

 

         2001年至2003年,俞自由參與組織亞太風險和保險學會,并兩度擔任學會主席,先后在香港和上海兩地組織年會,推動了中國保險學界與國際同行的合作。

 

        在香港任職的十二年,是俞自由又一段奮力拼搏的人生。剛去時,因為完全要用英語教學,備課壓力很大,她幾乎把每一句話都預先打了草稿。為了應對與學生溝通中的語音障礙,還設計了一些應急手段,每一個細節都“不敢怠慢”。她希望學生的學習能著重于應用而非應試。她很欣賞千夫之諾不如一夫之諤。希望學生有理解能力,會獨立思考,有交流溝通的能力,有海量信息中感悟本質的靈感。能有批判、反思、總結、推理、選擇等能力。她說搞經濟的要見危知機,轉危為機。這些靠照本宣讀是遠遠不夠的。

 


1999年,俞自由和趙國屏在知青下鄉30周年演出籌備會議上

 

        俞自由曾對多年知青好友、后來也做教師的黃紅說,她認同身教勝于言教,認為只有教師對學科發自內心的喜愛,對其發展充滿興趣,才會讓學生感受到這門學科的魅力。令她最興奮的事是,上課時學生全神貫注地聽,有時目光閃動,表示恍然大悟。有些學生畢業后仍會就某些觀點與她交流,她會感到很滿足。

 

       2010年4月,俞自由因患肺癌辭世。事發突然,嶺南大學俞自由工作的系主任,一位學養深厚的英國人,連夜和同事趕來上海,參加了近700名當年知青和她的學生、人生各階段同事送她的追悼會。嶺南大學在學校的教堂舉行了追思會,她的同事們懷念她給大家帶來的歡樂,稱她“執著于真理,又善解人意,并敞開心胸與人討論”,“是極少數會對學校高層的政策及決定直接表達不同意見的人士之一”,“從工作里愛了生命,就是通徹生命最深的秘密”。

 


2009年6月,俞自由查出肺腺癌晚期,于2010年3月29日不治逝世。圖為2010年2月,趙國屏陪俞自由在病房里度過她最后一個生日

 

         家里設了靈堂。小好,當年下鄉知青的同齡人,朱集生產隊一個富農的兒子,一步跨進門,面對遺像,跪倒在冰涼的大理石地面,磕頭,呢喃。他感謝當年俞書記沒有歧視他家,后來知青們又使生產隊逐漸富起來。

 

        四十年甘苦與共,三十載相濡以沫,趙國屏悲痛欲絕。俞自由患病后,他曾撰寫對聯“自強不息報國真情 由緣相愛同屏風雨”,描畫他們共同的人生足跡。追悼會上,趙國屏說,妻子的病逝,會使他更加發奮于科研,為人類戰勝疾病作出成績。俞自由去世后,他曾多次在春節期間,獨自回到朱集,想著如何能為現代化農業,再做些什么。

 


2008年,蒙城縣上海知青聯誼會組織返鄉訪問活動,趙國屏和俞自由回到當年在朱集蘆溝上修建的滾水壩,合影留念

 

趙老師把為國家做事看得很重很重

 

        “趙老師把為國家做事看得很重很重,”從山東農家走來的剛跨入知天命年輪的孔祥銀這樣說。這位中科院生命科學院腫瘤微環境重點實驗室現任主任,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1997年他在德國做訪問研究,得知中國要開始做人類基因測試,在沒有得到任何承諾時便和妻子立即回國,和趙國屏一起建立基因組工程實驗室。他們在一起共事五年,至今仍常有合作。有次走過一處地方寫著“緣”字,孔祥銀和趙國屏一起合影,“我們有緣。”他笑說,自己當年和妻子從國外回來,也是有責任感的。他們在艱苦的條件下,用兩年的時間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2001年,《自然·遺傳》雜志在同期發表他們與人類基因組北方中心撰寫的兩篇有關II型乳光牙疾病基因的論文時評論說:這兩篇論文的發表,意味著定位克隆已不再是西方科學家的專利。

 

        孔祥銀認為,趙老師興趣廣泛,對生物學各領域都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又因為常年在科研第一線,了解現實情況,所以能提出一些具有戰略性和前瞻性的意見。不過,“像他這樣一年到頭沒日沒夜地干,我們這個年齡也做不到。趙老師愛國,非常愛。有責任感,有緊迫感,有抱負。”

 


2014年,趙國屏被授予Purdue大學名譽博士,圖為授勛前與校長合影

 

         去年,趙國屏因頸椎病發,蜷縮在病床上。學生們圍在邊上,又急又氣,“跑呀,你還跑嗎?”趙老師一年到頭幾乎沒有間歇地奔波,在他們看來實在是過勞了。

 

        如今已是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下屬上海申友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的金維榮,他永遠記得,第一次按約去趙老師實驗室,還是大三學生,想利用暑假去做實習。那天,趙老師臂上戴著黑紗,自己開著車按約而至,金維榮后來知道,那天凌晨,趙祖康先生辭世。一個即將踏上科研人生的青年學子,老師如何做事、做人,在后來的20多年里,時時影響著他。“《風箏》里那樣的共產黨人是真的有的,為了信仰”,金維榮幾番說起最近熱播的電視劇,那句臺詞,“不是每個人都有為國捐軀的機會”。金維榮說,“他影響了我,我也要這樣做。”

 

       “非典”時期,趙老師每次從南方回來都要隔離,那時他已55歲,學生們說,讓我們去吧。趙老師卻堅持說,自己的身份,在那里了解情況對問題的處理更有推動力。“他做成了當時我們都認為不可能做成的事。”

 


2008年,中科院合成生物學重點實驗室成立,趙國屏任實驗室主任。圖為趙國屏與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楊勝利院士共同為實驗室揭牌

 

        趙老師對學生的科研文章,每每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逐句推敲修改,最后卻不在乎排名第幾或是以什么名義署名。

 

       “亦師亦友亦父,就是這樣”。植生所副研究員王金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做博士后,當時俞自由用嶺南大學的房貼在香港買了房子,趙國屏兼職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微生物系講座教授。王金在他們家整整住了三年,每月至少省下五六千元。在那里免費住過的大陸學生先后有六人,趙老師的家成了他們的男生宿舍。對于一些家境較差的學生,無疑是巨大而有力的支持。

 

        2005年,趙老師獲何梁何利獎,至今他把20萬元獎金放在南方中心財務處,專門用作借給有需要的青年科學家購房首付。 

 

        有趣的是,被學生們稱為在金錢和物質方面沒有概念的趙老師,平時卻是十分節儉,生活簡單,衣著簡樸,不講究人情世故,約人談事哪怕很晚了,仍是各吃各飯。晚上去買打折的面包做早餐,買便宜的牛奶,早上起來叫大家快喝,要過期了。實驗室里的小管子,最好洗洗再用。

 

        去年,學生們為他慶祝70歲生日,一大群年輕的科學工作者,感情飽滿地唱:“頭頂一個天,腳踏一方土……好大一棵樹,你的胸懷在藍天,深情藏沃土。”

 

        趙國屏坐著半晌未動,抹一把臉,說,我想我應該做得更好。

 

        那天,鐘楊車禍,噩耗傳來,趙國屏神傷,為這位十多年的同行同事寫下對聯:“演講傳真知,談笑間天寬地闊深入淺出,大智慧;摯友何日論舊文? 播種育偉業,征途上山高水急千辛萬苦,硬漢子;后人誰敢續新篇!——天妒英才,我哭鐘楊”。

 


2009年3至4月,墨西哥爆發新型H1N1流感疫潮,后傳播到全世界。當時,恰逢鐘楊譯《大流感》一書出版,文匯大講堂請鐘楊與趙國屏演講。圖為演講后,兩人與聽眾互動,討論人畜共患病。同年,兩人共同為《科學通報》專刊撰寫編者的話: Learn to Fight from the War(Chin Sci Bull 54: 2157-2156)

 

        未來和意外,不知道哪個先來,趙國屏聽從內心:“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熱愛生命科學,熱愛中國人民之心不改;我也始終享受從事生命科學研究,服務中國人民的幸福。”

 

       年屆古稀,趙國屏常想起父親貫穿終生的做人做事,他為自己寫下了座右銘:

 

        嚴親教子立業 十年插隊 十年留洋 惟愿為社會為科學 認認真真干實事
        慈父示兒修身 一生忠誠 一生勤奮 定要愛國家愛民眾 清清正正做好人

 

 


 

 

 

(責任編輯: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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